走近老北京人的生活

   发表于:  2013-10-17   阅读:778次

作者:刘莲丽

  本书以数十篇美文构成,描写北京的四合院、庙会,胡同、豆汁摊、帝王庙等带有老北京烙印的风景和民俗,回忆作者在四合院几十年的生活经历,描绘了她的许多邻居和亲友,这些人大都是“小人物”,他们的悲欢离合,生老病死,各自不同的遭际和命运,构成了一幅文学人物的“清明上河图”,读来令人十分感动。本书不仅让读者领略到四合院的风情与魅力,还折射出北京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变迁。

  一个北京人的反思

  从清华大学东门再往东走,有一个铁道路口,每天我骑车上班,必从那里经过。由于铁道与马路不是垂直交叉而是45度角的交叉,所以这个路口骑车比较难过。而且这里交通本就十分拥挤,大卡车、拉砖的三轮摩托、公共汽车,甚至马车、牛车也时不时地加入这匆匆忙忙的行列。

  那是春日的一个早上,我因将要迟到而骑车急急前行。快到铁道路口时,一辆拉着一车活鸡的平板三轮车,车轱辘陷进了铁轨中,艰难地在铁路上扭来扭去,就是过不去铁道。我被阻在后面,急得火冒三丈。刹那间,我身后已压住了一长列急于上班的自行车族,且怨声四起。我只好下车,拼命帮着把那辆作孽的“鸡车”推出铁道。

  当那辆三轮车终于过了铁道,勉强稳住车身时,我立即冲到前面,把心中的怒气兜头泼了过去。可是我刚张口,就不由得戛然而止。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!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,满头是汗,脸憋得通红,紧紧地咬住嘴唇,身子几乎完全俯在了车把上,正在拼命地蹬着那辆倒霉的三轮车。她知道是我从后面帮了她的忙,听见我那声没吼完的斥骂,她没有抬头,依然俯着身拼命地蹬车,只是两颗大大的泪珠和着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。

  我当时竟呆在那里,心里充满了说不清的内疚,目送着那鸡毛掸子一样的三轮车,嘎嘎叫着渐渐远去。

  此后的许多天里,我眼前总是晃动着那女孩儿未脱稚气的脸和俯在车把上的身影。我想她如果生在北京,肯定是父母的掌上明珠,或许正在紧张地准备着高考。可是现在,作为外地打工妹,她却要艰难地蹬着车,为饭店送鸡。

  如今,每个家居的周围,都有丰盛的菜市场;无冬历夏,天南海北的水果摆得让你目不暇接;自行车坏了?不用发愁,路边到处是修车摊;家务太烦?没关系,有做钟点工的小保姆来帮你料理家务。然而,是谁在为北京人做着这一切?是从穷苦地区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,当然也包括我遇到的那个为饭店送鸡的满脸稚气的女孩儿。是他们为了生计,忍受着艰苦,为北京人送上了方便和舒适,使北京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灿烂多姿。

  然而,作为一个北京人,当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,对外地打工者充满感激的同时,也不能不引起深刻的反思。细细一想,多年以来,北京市里凡是又脏又累的苦活儿,早已没有北京人去干了,北京人逐渐变成了城市贵族。目前北京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,清一色全是外地民工,各单位的维修工人、环卫工人,各处的保安,收废品的、卖菜的、家政服务人员,甚至交通协理员,也大多是外地民工。他们从贫苦的家乡出来,一条破被,一身旧衣,独身闯北京,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!而我们,有房子住,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人际环境,要做好他们所做的那些工作,实际上要比他们容易得多。外地打工族身上那种能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,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

  其实,自古以来,北京人就有着极为良好的劳动传统,五行八作,北京人无不做得精致而又有文化素养。就是店小二,也要把菜名唱得如同京剧道白。街头的叫卖声,更是早已成了珍贵的京华文化。北京人最爱说的一句俗语是:事无贵贱,行行出状元。这是北京人自尊、自重、自励的格言。

  我盼望着,我也相信,终有一天,北京人不再做城市贵族。

  心中旧事

  我家的外院,一溜五间南房,由南屋二姨一人住着。听娘说她是东北一位军阀的二小姐,所以我们叫她南屋二姨。

  南屋二姨屋里的家具陈设好看之极,凳子都是像鼓一样的雕着花的瓷墩子,梳妆台都是带穿衣镜的,而且有两个,在房间里对面摆着。她喜欢给我剪头发,一看见我头发长了,就把我叫进她的屋里,在穿衣镜前放上椅子,再在椅子上放一个小板凳,让我坐在上面,给我剪带齐眉穗儿的妹妹头。这时我就会惊喜地在镜子里看见一连串的我,因为我的身后还有一个大穿衣镜呢。

  她时常到我家来帮母亲干针线活。冬天了,母亲只顾照顾全家人,却顾不上给自己做一件棉袄,她怕母亲冷,就从我家搜集了许多零散的小皮子,用细密的针线缝缀在一起,给母亲做了一件皮袄。母亲摸着皮袄感动地说:“谁也不会像你南屋二姨一样,做得这么好。”

  南屋二姨待人温和、有礼,会写诗,字也写得不错,她常常写了挂在墙上,自己看。院里人说她是个老姑娘,所以一个人住。但每到周六,都会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女孩子来看她,那是她最高兴的时候,会给她们做许多好吃的东西。那女人十分好看,一张鹅蛋脸白里透红,细长的眼睛,清亮亮的,像水一样温柔。那是南屋二姨的弟媳,那个女孩儿是她的侄女。在东北的时候,南屋二姨曾有一个弟弟,三少爷,思想进步,爱上了一个农村姑娘。当军阀的父亲自然不会同意,于是她弟弟带上那姑娘跑了,投奔了革命。他有文化,在革命队伍里很快成了干部,但后来因故自杀了。他的妻女随着革命队伍进了北京,成了南屋二姨最亲的人。南屋二姨的侄女后来在北医(原北京医学院)读书,照样每星期都来看望姑姑。她长得极美,有一种令人心醉的妩媚,可想而知她妈妈的当年了。但在反右的时候,她因为为自己父亲的死感到不平,受到批判,于是吃了过多安眠药,随她父亲去了。从此,南屋二姨的腰就弯了。

  南屋二姨很爱国,爱社会主义。20世纪50年代街道上的各种运动她都积极参加,像扫盲、爱国卫生运动等等,她都积极参加。她干不了别的,就写诗,她写诗文白参半,但大家都说好,有时就登在街道的黑板报上,她就会很高兴,让院里人去看。

  她没有别的收入,全靠卖她屋里的东西。到“文革”时,她的东西已卖得差不多了,住房也从原来的五大间收缩成了一小间。但爱美之心仍在,总是把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,花瓶里插着求我给她做的几朵纸花。

  她依然自尊。母亲想接济她,知她必不肯受,就对她说想请她过来帮忙照看姐姐的孩子,每月贴补她几块钱。她很高兴地答应了,并认真地忙活着,还时常把孩子抱到她屋里,竭尽所能地为孩子弄好吃的。母亲慨叹地说,照这样,这几块钱帮不了她,反倒要让她贴补孩子了。

  母亲去世后,南屋二姨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。她学会了糊纸盒,每天从街道领回一些料,从早上糊到深夜,一分钱一分钱地挣来吃饭。我结婚的时候,她送我一个大纸箱子,上面贴着花纸。她赧然地说:“我没钱买花纸,不然我可以给你糊个更好的。这里面的硬纸胎,是我从商店里要来的包装冰棍儿的纸盒,用它们给你糊的。”又拿出三条手绢,一条大的,男人用的,还有两条小的,说:“你结婚,我送不出别的了。”说着,她哭了。我也哭了,为我实现不了的儿时承诺,我一直没有忘记,四五岁的时候,我曾答应过她,在她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时候,我要养着她。

  再后来,南屋二姨走了,和她侄女一样,吃了过多的安眠药。据说她走时脸色很安详。

  她走的前一天晚上,过来看了我的妹妹,并把一个精致的小花瓶送给了妹妹,对妹妹说,这是她最后一个小花瓶了。妹妹爱不释手,惊喜地谢了南屋二姨。后来妹妹告诉我,当时南屋二姨很安慰地对着她笑了,但眼里含着泪。

  那时我还在五七干校。

  胡同里的豆汁

  前些年,豆汁这种北京小吃确曾辉煌过一阵子。“不爱喝豆汁的人,不能算真正的北京人”这一对北京人的定义,流传颇广。于是引得不少醉心于京味儿文化的老外,纷纷跑到北京来找豆汁喝,非要从那绿色酸汤汤中喝出京味儿来不可,以确认自己算不算真正懂得京味儿文化。

  我开始喝豆汁,完全是因为它的便宜。一百块钱——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——一碗,外加白送一小碟咸菜。那完全是七八岁的我所承担得起的。每当黄昏,站在胡同口向西望去,红红的落日欲坠不坠地挂在天边,这时,卖豆汁的就会拉着木板车,吱扭吱扭地从落日中走来。那是一架很特殊的木板车,有点儿像北京卖水的水车,车身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木箱,装豆汁,车尾巴部分闪出半尺宽的一长条木板,就权当我们喝豆汁的小桌。并排可以容纳三颗小脑袋趴在那里享受美味。

  豆汁车一般总是停在我家大门口,因为我家恰在胡同的中段,于是孩子们就会围拢来,每只小手里都会高举起破烂的100块钱,争先恐后地喊着:“我要一碗豆汁!我要一碗豆汁!”

  卖豆汁的是位30多岁的矮壮汉子,扁平脸,脸颊总是红扑扑的,不爱说话,但对孩子们极公平,谁是第一个喊出来“我要一碗豆汁”,谁是第二个,第三个,他总是能分辨得很清楚。于是收钱,于是豆汁“状元”、“榜眼”、“探花”便喜滋滋地坐在从车上解下的三张小板凳上,占据了车尾巴餐桌,每人面前就会摆上满满一碗豆汁。汉子总会郑重其事地问一声:“要不要咸菜?”三人异口同声:“要!”有的还会加一句:“要辣的!”于是汉子就会送上三碟咸菜,其中一碟还有红红的辣椒丝。

  晚来一步的若想趴在车尾巴上美美地坐着喝,则只能站在一旁耐心地等,一些等不及的,就坐在马路牙子上捧着碗喝,把咸菜碟放在地上。若是大人,自然不屑于在街上与我们为伍,一般是打发家里的孩子拿个饭盆,买上三五碗,端回家去,坐在八仙桌旁,就着焦圈、八宝菜慢慢地喝。

  我第一次喝豆汁时,一大碗全喝下去,只感觉酸酸的,根本没觉出什么好来,但照样和小伙伴们一起跳着脚大喊:“好喝!”喝过几天之后,滋味出来了,那浓浓的豆汁,微酸中透出一种不可名状的香醇,就着切成细丝的咸菜,一口豆汁,一口咸菜,每天都要喝得鼻头冒汗,心酣意畅。如果有一天卖豆汁的没来,到了黄昏,我和小伙伴们就会魂不守舍,跳着绳儿,就会有人突然问:“卖豆汁的怎么还不来?”过一会儿,又会有人望望红红的落日:“别是他生病了吧?”直到各家大人站在街门口,长声喊着自家的孩子回去吃晚饭,我们才各个怀着自己的小小失落,无可奈何地走回家去。

  有一次,卖豆汁的一连三天没来,连父亲都发现了我的不安。等到第四天黄昏,听到那短促而嘹亮的“豆汁!”叫卖声时,我飞快地从家里跑出来,快活地和小伙伴们奔走相告:“卖豆汁的来了!卖豆汁的来了!”大家像欢迎皇帝一样欢迎他。

  岁月在风风雨雨中流逝,若干年后,每当别人问我最喜欢吃什么,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说:“豆汁。”但我再也找不见儿时胡同里那样好喝的豆汁了。

  ○摘自《我心中的四合院》 刘莲丽 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

我要灌水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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